张涛：人、粮困境考验中国城镇化的制度变迁能力
未来中国城镇化需要做好三件事情：一是解决好人的问题，让流民落脚；二是解决好粮的问题，引导市民返乡，让城市资本投资农业领域；三是解决好劳动力价值被低估的制度问题，寻找新的价值洼地。
通过对中国过去10余年来城镇化所走过的轨迹的梳理，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城镇化需要做好三件事情：一是解决好人的问题，让流民落脚；二是解决好粮的问题，引导市民返乡，让城市资本投资农业领域；三是解决好劳动力价值被低估的制度问题，寻找新的价值洼地。
流民落脚
城镇化率的演变是观察一个国家城市化轨迹的一个最直接的指标。就中国而言， 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算出来的城市化率差异极大，这种差异背后，是一个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镇化率：53%还是35%？
过去10余年间，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大致在1.6亿人（不含考大学、当兵等途径），其中有8000万人取得了城市户口，另外8000万人则仍是农村户口。由此形成了一个“葫芦形”的社会结构：葫芦头是占35%的市民，葫芦底是占47%的农民，连接葫芦两端的葫芦腰是占18%的农民工。
截至2012年，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的口径（居住超过6个月以上），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较2001年37.66%提高了14.91个百分点，即过去10余年间，中国的城镇化以平均每年1.36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推进；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升（截至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5%，大体与2001年的45.2%持平），因此在过去的10余年中，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正。
但如果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户籍口径，截至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较2001年的27%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由此按照该口径中国的城镇化程度依然很低。不仅如此，中国城镇化的两个衡量指标的差异度，在过去10年间还呈现不断扩大态势：2001年常住人口口径和户籍口径的差异度为11个百分点，到了2012年这一差异就已经扩大18个百分点。
截至2012年，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中国城镇化人口为7.1亿人，较2001年的4.8亿人，增加了2.3亿人，其中10余年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了2300万人，其余的2.07亿人基本可以算作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总规模。同时按照户籍口径，2012年底较2001年底的城市户籍人数累计增加了1.46亿人，扣除自然增长的2300万人后，实际上有1.23亿人取得了城市户口，而10余年间高校毕业人数累计4300万人，那么其余的8000万人为人口流动结果。
而上述两个口径差异中还有约1亿人为没有城市户口，但被按照常住人口算作城镇人口。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10余年间，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大致在1.6亿人（不含考大学、当兵等途径），其中有8000万人取得了城市户口，另外8000万人则仍是农村户口，还处于流动状态。正是在人口双变（迁移加流动）之下，10余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截至2012年，市民（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数为4.78亿，农民人数为6.42亿，农民工（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又没有城市户口）2.34亿。
我把这个社会结构变化形容成“葫芦形”转变——葫芦头是占35%的市民，葫芦底是占47%的农民，连接葫芦两端的葫芦腰是占18%的农民工；2001年的人口结构为：市民占29%，农民占70%，农民工仅占1%。
而在本文市民、农民和农民工的人口结构的测算结果基础上，按照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数据，大致匡算，截至2011年，居民收入结构为市民为53%，农民为30%，农民工为17%，同样是一个“葫芦形”结构，不过这个葫芦和上一个葫芦，首尾互换了，而且和2001年的情况相比，这个互换得更明显（2001年的收入结构比为市民40%，农民46%，农民工13%）。
那么，如何理解人口结构的“葫芦”和收入结构的“葫芦”的形成呢？ 让2.3亿流民落脚城市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府通过工农隔离、城乡隔离、内陆与沿海隔离、全国与特区隔离等“二元隔离”的资源配置策略，推动资本集中于既定的产业布局之中。如今这种“新剪刀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递减。未来只有解决2.3亿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的落脚问题，才能消除一部分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后顾之忧。
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应该对“剪刀差”这个词不陌生——即指计划经济时期，*府通过“价格控制”方式来将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工农剪刀差，随后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上述的工农剪刀差已经消失。
上文提及的两个“葫芦”则表明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劳动力流动），新的剪刀差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把它称作“二元隔离”的汲取机制，即*府通过工农隔离、城乡隔离、内陆与沿海隔离、全国与特区隔离等“二元隔离”的资源配置策略，推动资本集中于既定的产业布局之中。
从过去10余年中国居民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通胀变化，就可看到*府的这种有意为之，以2001年底的通胀数据为基数，至今CPI累计涨幅为37%，其中食品累计涨幅103%，衣着类累计涨幅为-5.3%，交通和通信类累计涨幅为-11%，居住类累计涨幅为47%。可见，在劳动力大规模由农向城的流动下，中国居民的交通和通信成本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这一变化和*府主动推动人口流动而非强化人口迁移的策略有关。
但是如今这种有意为之的隔离对于经济的贡献却在递减，2002-2012年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3%，同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6个百分点，相应对于经济增速的拉动平均为0.8个百分点（笔者的测算结果），而在2002-2005年间，每年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程度要高于0.8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而到了2011年这个拉动率已经降至0.6个百分点。
如何解释这一递减现象，还是要回到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正是由于在城乡之间流动人口没有完全实现迁移，使得本来应该由经济承担的部分城镇化成本被内化于流动人口本身，特别是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初期（2001年农民工人口比重仅为1%），这种内化给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巨大红利（即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同期中国经济与外部市场的结合也在提速（2001年加入WTO，但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到2007年比重已经快速升至35%，所谓全球化红利），这样就出现了内部劳动力和外部市场“双红利”推动下的高速增长。
但是这个高速增长产生的经济福利并没有按照要素贡献的格局来进行分配，进而导致上文中收入“葫芦”结构形成，而且这种结构也正是中国城镇化部分成本内化的必然结果。
但伴随迁移人口的不断增加（上文提及的那个10余年间增加的8000万人），社会居民整体的经济诉求也在提升（包括收入、社会保障等等），旧有的红利效应开始趋弱，恰巧的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把外部市场红利极大地削弱，由此产生了一个转变：原来“双红利释放”下的高速增长变为了“双红利衰减”下的经济降速。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还有2.3亿人游离于城乡之间，即“二元隔离”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过来抑制了本应有的消费需求（一本小小的户籍本，却产生了巨大的诸如社会保障、医疗、子女入学等等的后顾之忧），如果再考虑收入分配上两极分化的问题，则还会进一步削弱收入预期和加重后顾之忧。
两个方面均指向一个问题：中国启动内需的难度之大。如何解决？
对于中国城镇化走过的道路，可以用几个小画面来总结：像当年“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到后来总设计师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再到后来加入WTO，农转非一下子变成了农民工，这三个阶段均指向中国城镇化已走过的路程，核心的东西是资本吸纳劳动力。而如今城镇化之路究竟如何接着走，接着走好呢？是继续沿着此前在*府有意为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下，继续推动人口的流动，但仍限制人口的迁移——画地为牢，还是要另辟蹊径呢？
笔者认为，如果上文中有关人口和收入“两个葫芦”的结构型变化，以及在该变化下既有的城镇化对经济拉动的趋弱的结论成立，那么未来城镇化在路径选择上，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好游离于城乡之间2.3亿人口的问题，即要让流民落脚，落脚于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消除一部分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后顾之忧。
市民返乡
在推动流民落脚的同时，需要通过“市民返乡”，来缓解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实质性减少和城市食品消费模式人口总量增加下形成的粮食需求压力。
人口变迁致粮食需求激增
伴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非农生产转移，这部分人口的食品消费总量将提高到原先的2.6倍，此种“一增一减”的变化，自然产生了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632.9亿美元，进口1124.8亿美元，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同比扩大44.2%。其中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谷物进口量大幅上升，净进口1296.7万吨，增长3.1倍。此外，食用油籽进口超6200万吨，食用植物油进口近1000万吨。其中大豆进口5838.5万吨，同比增10.9%，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大豆进口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进口量相比2004年增长189%。
既然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九连增”，而其间中国的人口总量仅净增加了6000万人，但中国的粮食供需依然没有摆脱“紧平衡”的局面——在中国粮食产量“九连增”的背景下，竟没有出现经济学教科书上典型案例“谷丰伤农”。按照统计局数据计算，2003-2012年期间，中国的粮食年产量由43069.53万吨增至58957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55%，但同期中国粮价却翻了一番，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4%，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对于粮价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背景下，不降反升的原因，说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所致，即肉蛋吃得多了，油用得多了，奶喝得多了。但按照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的数据计算，10余年来，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最大的就是农村对于粮食消费量的减少，2003年农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为222.44千克，到2011年降至170.74千克，同期农村家庭人均对于食油、肉禽蛋等消费量只微幅增加；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则相对稳定。因此，仅用居民个体的食品消费升级并不能完全解释当今中国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同时观察10年来的城、乡人均食品消费的情况，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则基本稳定在2.6倍左右。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导致粮食“量价齐升”的根源在于人口结构的变迁，即劳动力由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所致。
上文已指出，过去的10余年间（2001-2012），城市人口增加了2.3亿人，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了2300万人；大学、当兵等途径在5000万左右；其余的1.6亿人均是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来的，而这其中一半的人（8000万人）获得城市户口，另一半则属于农民工范畴。由此可见，过去10余年间，有8000多万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8000多万人则是“半脱离”农业生产，这就意味着伴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非农生产转移的同时，这部分人口的食品消费总量是在增加的（如上文所测算的结果：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6倍），在此种“一增一减”的变化，自然就出现了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改善粮食紧平衡
市民返乡并不刻意强调城市居民的再次迁移，而是强调城市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进入，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合作经营的扩大，提高中国有限耕地的利用率。
未来伴随农民工完全落脚城市之后，来自粮食需求层面的压力必将只增不减，另一方面粮食供给层面得益于粮食单产提高的增加空间已经不大。
既然不能单纯指望自然科学领域独立解决如今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又不可逆（粮食需求还要增加），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就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而在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仍处于流出状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需要集约化、专业化来实现规模经济。
实际上，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已经多年体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但由于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初期，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因此在追求更高回报率的要求下，资本并没有很强的动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再加之农村联产承包制度的长期刚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而限制本质上追求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进入。
但经过10余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上述限制资本进入农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一，农业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已开始趋势性提升。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的就业和产值等数据，笔者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3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8.16倍，到2011年已经降至5.5倍；而2003-2011年期间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11%，高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4个百分点。
第二，笔者比较三次产业的通胀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发现，虽然目前人口红利还尚有余威，但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对于第一产业而言，资本投入也越来越有利可图。按照平减指数测算，从2006年开始，第一产业的通胀情况较其他两产业，增速出现明显加快的态势，2006-2012年间，第一产业累计通胀近70%，远高于第二产业的20%和第三产业的40%；同期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累计提升了80%，也高于第二产业的35%和第三产业的55%。
第三，在既有的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资本堆砌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解决经济增长问题。1978年至今，中国先后出现三次连续5年经济增速超过10%的时期，分别为1983-1988年间，1992-1996年间，2003-2007年间，这三个时期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均值基本在1978-2008年间的历史均值（3.8）。但此次金融危机后，中国的ICOR出现跳跃式的提升，2008-2012年间ICOR的均值为6.5，几乎是此前均值的2倍，但仅实现了9.3%的平均增长，尤其是2012年ICOR已超过7，是2008年危机以来的次高水平（2009年曾高达8.7），但也仅实现了7.8%的增速。由此，寄希望于资本堆砌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何改变，只能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四，“人口压力压碎了农场”的障碍已经消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讨论中国农场制时，指出：“人一代比一代多，大家争着这块有限的土地，农产怎能不一代比一代小？”而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66亿人，比1990年的就业人数峰值减少了1.23亿人，相应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的占比也由1978年的70%降至34.8%。由此，存在中国多年的农业人口争地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逆转，进而也为代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资本进入提供了可行条件。
因此，在上述这四个农业领域的客观环境变化和中国粮食供需“一增一减”格局变化之下，实际上“市民返乡”的路径已经跃然于纸上，这里的返乡并不刻意强调的是城市居民的再次迁移，而是强调城市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进入，其中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调整，农村领域经营方式的转变，通俗讲就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合作经营的扩大，提高中国有限耕地的利用率，进而缓解未来伴随农村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带来的粮食紧平衡局面的恶化，也才能为上文提出的“流民落脚”的城镇化路径铺设安全垫，因此，笔者认为“市民返乡”是未来城镇化顺利推行的重要支撑。
寻找新的价值洼地
除了要理清未来城镇化过程中人和粮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要想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决农业劳动力减少下粮食供给充足的保证，还需要进一步理清维系中国多年高增长人口红利的真正含义。现在学界普遍的共识是人口红利已经开始趋势性减弱。此点事关未来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的抓手如何确立——内需的启动，不然没有经济真实增长的城镇化一定是难以为继的。
中国劳动力红利的特征
中国劳动力红利在微观层面呈现出劳动个体“起早贪黑”的特征，即劳动力的价值长期存在制度性的低估，造成在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体劳动者不仅没有减少有效工作时间，反而必须被动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劳动总收入，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
目前，按照学界共识，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推动经济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的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的峰值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至2012年为74.14%，同期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则升至9.4%；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60%，降至2012年的58%。这三组数据，均表明从整体人口的结构变化上看，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确实经历了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红利时期，按上述不同指标界定，此红利大致在2005年前后达到峰值。相同的是，在红利峰值时期，中国经济也确实出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连续5年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的阶段：2002-2007年间，2007年二季度GDP增速更是高达15%；第一次出现在1992-1996年间，1992年四季度GDP增速曾高达16.9%。可见，在要素红利推动下，中国经济的宏观运行确实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
但同时比较观察过去10余年间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价值重估，劳动力的价值却始终存在制度性的低估，进而导致在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体劳动者不仅没有减少有效工作时间，反而是采取了被动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来增加劳动总收入，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即中国劳动力红利在微观层面呈现出劳动个体“起早贪黑”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劳动力红利“起早贪黑”的特质，笔者按照“双化程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选取了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四个省市的地区样本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需要补充说明的，之所以选取这四个地区，原因是这个四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同深度的中国局部。北京已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上海完成城镇化，工业化进入后期，北京上海两地的双化程度基本和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相当；广东工业化正在峰值，基本完成城镇化；江苏则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加速的阶段，而且这四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25%，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为了说明个体劳动者“起早贪黑”的特征，笔者分别以四个地区获取最低工资的人群为样本数据，考察了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获取的劳动收入和居民基本生活支出的情况（衣食住行的支出），样本数据显示，无论是城镇化高的北京和上海，还是工业化比重高的广东和江苏，最低收入人群在正常工作时间内获取的收入，并不能完全覆盖居民基本的生活支出。
1．四个地区居民基本的“衣食住行”开支在整体消费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左右，大体上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其中广东最高，北京最低；危机以来的5年间，四地居民的“衣食住行”涨幅与整体消费涨幅也大体相当。
2．从四个地区的就业情况来看，2007-2012年间，北京、上海的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广东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是第三产业的2倍左右；江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大体相当，但与其他三地不同的是，江苏整体新增就业人数基本没有增长，二、三产业的新增就业人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的迁移；相应其他人三地新增就业主要来源于外部地区劳动的流入。
3．与新增就业的产业分布不同对应，四地区最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收入与衣食住行消费支出的比呈现出不同变化：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变化属于改善性的，2007年北京、上海最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收入与衣食住行消费支出的比值分别为87%、84%，到2012年则分别升至95%和96%；同期广东的比例由2007年的53%升至2012年的70%；江苏的比重却由2007年的98%降至2012年的85%。
从上述三组地区样本数据来看：首先，5年来不同发展地区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衣食住行依然是居民的最为主要的消费支出；其次，即便是城镇化程度高、已进入后工业化的北京和上海，对于最低收入人群而言，其正常的劳动收入也不能完全覆盖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支出（衣食住行占消费总额的70%左右），更不要说覆盖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其他占三成的消费支出；第三，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地区，最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情况则呈现恶化态势，例如江苏。
需要合理的制度变迁
劳动力红利（包括宏观和微观）消失后遗留下的价值缺口，如何填补、如何再发现新的价值洼地，均成为未来城镇化推进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各界一直以来强调的经济结构升级或者结构优化、提高经济质量，用通俗的话讲，实际上就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变迁，实现生产要素价值的重估。而好的制度性安排就是能够推动微观经济层不断找寻价值洼地，即“好钢用在刀刃上”，那么相应在*府和市场共同有效推动下，宏观产业布局的调整就水到渠成。但是上述四个地区的样本数据却初步证实了上文中笔者提出的中国劳动力红利在微观个体上“起早贪黑”的特质，笔者认为其背后主要原因，是自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被大家所默许的东西，即快速完成资本积累。
在这个默许之下，通过人为压低劳动力价值，为其他生产要素提供高回报率的组合可能，相应在地方上才渐次出现了招商引资热、卖土地热、盖楼热、出口热等等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为了保证这些经济策略的执行，客观上要求劳动力价值的制度性低估，在此之下，劳动力微观个体只能被动地延长劳动时间，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这样又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积累的补贴。这一格局对于*府的好处就是*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进而也能够保证*府推行其主导下的产业布局。笔者认为此种经济逻辑才是中国人口红利之所以能够带来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
但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教育背景结构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上述经济逻辑很难得以延续。这样就自然提出一个问题，劳动力红利（包括宏观和微观）消失后遗留下的价值缺口如何填补与如何再发现新的价值洼地一起，均成为未来城镇化推进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郑景昕，工作邮箱：zhengjingxin@）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