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大卫·格雷伯：一个多向度的人
傅临
难以定义的多面人
年9月5日，59岁的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教授在威尼斯去世。格雷伯于年以论文《年的灾难：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的记忆与暴行》获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年至年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自年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格雷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就在离世前一周，他才表示在与自己的博士导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合作出版了《国王论》（OnKings，）后，正着手构思另外一本“更加有趣的”关于海盗的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讣告慨叹：“与他的每次对话、阅读他的每本著作，都将我们引至全新的研究路径。他反对无所不在的愚昧无知……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活成了人类学家应当成为的样子——展示传递其他的可能性。”
但在学界之外，格雷伯的另一重身份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是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还参与提出了运动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arethe99%）。这个口号脱胎于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年的文章《1%有、1%治、1%享》（Ofthe1%,bythe1%,forthe1%）；这种对极少数人拥有资源与把持权力的抨击、对全球1%权贵统治的反抗，恰恰是贯穿“占领华尔街”运动始终的核心立场。
年，耶鲁大学宣布不再续聘时任人类学系副教授的格雷伯，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格雷伯的支持者认为这或许与格雷伯频繁参与社会运动有关。但超过人的联名请愿也没能改变耶鲁大学管理层的决定。此后，拥有斐然学术成就与多封名家推荐信的格雷伯曾向超过20家美国大学申请教职，但均未能通过首轮筛选，不得不远赴英国学术圈。不过，格雷伯在推特上自我介绍道：“我是一名人类学家，有时候我会参与占领行动。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身份，所以请不要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来称呼我。”或许格雷伯本人会对讣告的平实称谓感到满意：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
人类学：天然的无政府主义属性
在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ofanAnarchistAnthropology）一书中，格雷伯提出，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马塞尔·莫斯笔下的“礼物经济”以及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的地方自治模式，这些声名不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运作良好，“‘最简单的社会’其实一点也不简单”，皆因被贴上了预设的“原始”“落后”标签。以背后根植的所谓“现代性”概念及其标志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概括历史，有可能滥用了这些思考的工具与角度，正如受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习惯将英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和法国的共和政府相结合，尽管两者从不曾同时出现过。
格雷伯认为，这种“将世界或社会定义为一种总体系统的习惯想法，无法避免地令人以为革命必定是巨变”，把革命“看成是和之前历史的决裂”。但在格雷伯看来，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什么是革命的行动？”而对此的回答应该是：“革命的行动是任何对某种形式的暴力或者支配的反对乃至于反抗，并且通过它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集体行动。革命的行动不一定要推翻政府。在权力底下创造自治的共同体的尝试，根据定义几乎可算是革命行动。而且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行动的不断累积会改变（几乎）所有一切。”
格雷伯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因此所谓“原始”社会的许多具体行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格雷伯强调，无政府主义就是实现由人民自治的社会所需要的理论，与“把人民当作小孩”不同，无政府主义是“把民众当作大人”。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现代的工作选择，所谓的革命行动未必是完全不工作，而是脱离结构性暴力与体制性压迫，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节奏：“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工人工会的主要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工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争取更少的工作时间。”
其实人类学对田野、边缘、无规训、反权威、自下而上以及一切可能性的亲和，天然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属性。格雷伯进一步指出，“整个学术场最基本的政治承诺其实是一种广泛的民粹主义。起码我们绝不是站在迷恋自己是精英的那一边，而是和那些小人物在一边”，而这要求大部分人类学家在实践上“不断地、仪式化地与全球精英划清界限，尽管我们作为学者，毫无疑问是全球精英的一部分”，在学术上则应当避免过度个别化、本土化地解读案例，避免忽视对制度的翻转、挪用和重新理解。
债务：被定量化和暴力化曲解的道德与责任
在年出版的《债：第一个年》（Debt:TheFirstYears）一书中，格雷伯从货币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一直梳理到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和次贷危机，深入分析了我们习以为常却未经省察的“欠债还钱”观点，发现暴力和定量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将我们的道德感、责任感和正义感简化为“转变成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的表现方式。“欠债还钱”已经上升成为道德层面的论述，或者按照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发现的那样，德语中“错误”（Schuld）这一基本道德概念，却恰恰源自“债务”（Schulden）这个物质概念；而格雷伯进一步提出，“负罪感”“自由”“原谅”甚至“原罪”也可以说都起源于经济活动。
格雷伯精辟地指出，“债务是要偿还一定数量金钱的责任。因此，债务和其他形式的责任不同，它是可以（通过货币）被精确地定量衡量的。这使得债务变得简单、冰冷、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相应地，也就使得债务具有了流通性。”更深入来看，“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数学算式的方式……似乎漂浮在围绕着债务这个话题的每一个东西的周围”。正因如此，“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正如古典主义学者摩西·芬利所说，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即“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
事实上，格雷伯对债务的分析，与之前对无政府主义、结构性暴力与体制性压迫的洞见一脉相承，因为“消费者债务是我们经济的血液。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赤字开支的基础之上。债务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关系”“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的债务的合理性与准确含义。格雷伯特别指出，债务道德最有害之处在于“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