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概括了我的四年本科学习经历。
我本非混混，大学混，实属被迫无奈，因为睡眠问题。
半*事化的高中三年寄宿，养成了每晚睡眠九个半小时的生物钟，每晚8点30分晚自修结束、教室熄灯，9点之前宿舍熄灯睡觉。
进了人大，夜里十一点多才熄灯睡觉，每晚少睡近三个小时，上午的课堂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几次，午睡两点之前根本醒不了，即便请同学叫醒，下午上课还是迷迷瞪瞪的。
一个月的痛苦挣扎，决定：原则上放弃8--10点的课（重要的课除外），只上10--12点的课以及下午2—4点的课，如果是上了8—10点的课，下午就自然午睡。这种次优选择能保证我平均每天上三节课。人民大学自由成性，老师羞于点名，四年下来倒也没啥问题。
上课自由豁免，作业不敢逃避，微积分、概率论、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经济统计、基础会计、成本会计、西方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计算机编程等都有一大堆作业。很多作业不会做，尤其是制造业的成本核算，对着教材依样画葫芦，经常出错，愧对“成本核算大王”贺南轩教授；管理会计的计算也太繁琐，又没有计算器，有一次计算实在太复杂了，加上电影快开幕了，就把计算公式列好，数字填上，抄袭了*开阳同学的答案，然后如实注明“计算公式及数字填列自己完成，计算结果参考*开阳”，任课的温坤教授看了我的作业哭笑不得，*开阳计算错了，她遇见分管学生工作的系副主任朱小平老师，特地批评我“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没像华海波这样的”，朱小平老师乐了“做错事，还要主动留名，居然有这样的班长”，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听说此事，当场断言“一定是华海波，只有这小子才敢这么干”，千古百年，偶尔抄了一次作业，抄错了不说，还因为实在，惹了一身骚，真不如干脆不交作业。
旷课是常态，作业又稀里马虎，考试自然够呛，好在我对学习成绩根本不在乎，从来不查分数，高考全省第二，无需用分数证明自已了。直至读研期间，香港一个公司想以“专才计划”引入我去香港做财务总监，需要提供的材料中有一份是大学成绩单，跑到人大教务处去复印，才知道本科的成绩完全符合混混的所作所为，全部90分以下，70多分居多，少量的60多分和80多分。我的研究生同学看后，愤愤不平，他们本科的成绩非常优秀，我的本科成绩是最差的，但是，我的研究生复试成绩是很罕见的“优秀”。
成绩差的另一个原因，我不会记课堂笔记。我因为经常缺课、即便上课也经常走神，根本无法完整地记录老师讲课内容，干脆不记，大学四年，唯有《财务管理》课例外，因为李相国教授强迫要求记笔记，他的口头禅是“请大家记一下”，如果有人敢不记笔记，立马刁难问题伺候，回答不了尴尬地站着还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以全班同学上课就是闷头记笔记。笔记，对我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下课放进书包，复习也不看，就看教科书。人大有一个好处，讲课老师一般都用自己写的教材，核心内容就在他自己写的教材里面，考试也就八九不离十了，没笔记也无所谓。当然，也有例外，原本安排教我们《财*学》的候梦蟾教授因病无法上课，改由安体富教授讲授，可是，已经买了候梦蟾教授的《财*学》，搞得安体富教授好几次在课堂上暗示可参考他写的《财*学》教材，为了应付考核我只好借了一本安体富的《财*学》看了一遍，好像考了70多分，同班的王秀丽同学考了分，把安老师吓了一跳，找茬式的核查一遍，还是分，中国财*学界迄今为止论文被引用率排行第一的安体富教授当时特地提及此事，记忆深刻。另一个例外是《管理会计》课，温坤教授没有用人大汪家佑老师的教材，而是用了我国管理会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李天民教授的教材，由此知道了李天民教授，我后来成为李天民教授的关门弟子跟此有关。
因为混混，所以绝大多数所学内容都还给老师了，只有个别课程因为对后来的读研、工作有所帮助，还有所记忆。
第一门课，就是陈云震老师的《西方财务会计》，双语教学的，做作业、考试，全英文。收获很大，第一次发现会计居然是一门学问，不是制度讲解，无论会计假设、会计准则，还是资本公积、财务状况变动表、报表分析以及销售折扣、应收账款让售、库藏股等，都是全新的知识，仿佛打开了一扇门，看到市场经济下股份公司的运作及其会计记录。后面的收获还有，我报考李天民教授的研究生时，中央财经大学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研究生入学专业课考试用了英文试卷，我侥幸成为67名报考者中唯一的专业课合格者，混混也混入研究生队伍。最主要的帮助还是工作上，我研究生毕业后混入投行，有一种如鱼入水的感觉，专业知识没有任何障碍，西方财务会计的专业知识居功至伟。
当然，能在证券界活到现在，还得感谢另一位老师陈元，不是全球坏账率最高的国开行的陈元行长，而是人大金融专业79级本科、83级研究生毕业的年轻老师。陈老师按照“美国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逻辑，全盘改造了《金融》课的内容，教材改用《美国银行制度与货币*策》，又油印自编的《美国证券市场》，我们得以学到美国的商业银行制度、中央银行货币*策、资本市场一系列当时社会主义金融不存在的东西，开阔了眼界，陈元老师是我们金融知识的启蒙恩师，教完我们，她就去美国留学了，我们成了她在人民大学的开山兼关门弟子了。
最后，还得提一下陶湘教授的《国际金融》课，陶老师是中国国际金融学术界的第一号侃爷，老头儿一杯茶、一包烟，坐在椅子上，从头至尾滔滔不绝一个人独角戏，不允许学生提问、互动，有问题课后谈。他是从“*金—美元—石油”三角联动关系讲述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当时感觉是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迄今仍然帮助很大，30年后的今天，整个证券市场还在用“贵金属（*金）--美元—大宗商品（石油）”三角联动来分析全球经济和汇率波动。
当然，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很优秀的老师，只不过所授内容与我现在的工作联系不大，有些内容因为制度、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失了，如所学的国营企业会计；有些内容升级很快，如我们当时所学的计算机COBOL语言，现在早淘汰了。
大学四年，上课做作业考试只是学习内容很小的一部分，主要的学习是大量阅读。几乎每一节课后，授课老师都安排大量的课后阅读书目，刚入学时挺当回事，到图书馆去借阅，从来没借到过，因为人大学经济管理的学生很多，占据半壁江山，图书馆同类的图书不够一堆人同时借阅，后来就干脆不借了，老师指定的阅读书目几乎不看了，印象中只读了几本英语老师指定的英文小说，那是英语老师帮我们买来的，不用到图书馆去借阅。
更多的是跟专业学习无直接关系的阅读。当时同学中流行的几类书籍：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四川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港台的武侠小说，如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还有台湾的三毛、琼瑶、柏杨、李敖等人的书籍也很有市场，还有尼采、萨特、叔本华、康德、弗洛伊德等人的书籍，国内的如李泽厚、金观涛、严家其、钱钟书、刘小枫等人著作，当然少不了文学作品，如张洁、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王蒙、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小说和诗歌，五花八门。前几天看我大女儿在读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顺手打开读了几页，发现大学时读过了，我还一直以为没读过呢。
我读书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绝大多数书籍读完时间长了就忘光，尤其是国内作家的小说，几乎没有记得的了，诗歌还能背诵几句，只有少量基本好书还能够回忆一点点，比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王小强的《富饶的贫困》、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还有美国佬写的《光荣与梦想》等等。还记得这几本书，是因为读完后又去拓展阅读，比如，《增长的极限》，阐述人口增长导致资源匮乏人类会陷入困境，于是，就去拓展读人口学的著作，看了人民大学刘铮教授的人口学教材；看了《山坳上的中国》和《富饶的贫困》，就去拓展研究胡焕庸线、看西部大开发的文章和著作等等。如果不是自己有兴趣，读书之余去拓展阅读、研究，估计读过的书都忘了净光了。
除了看书，还读报，只读几种报纸，《世界经济导报》、《足球》报、《理论信息报》、《经济学周报》，前两种报纸读者巨多，不用订阅，偶尔自己到人大东门外的报亭去买，多数时候是其他同学已经买了，大家轮流阅读，读完自发讨论热点，争论不断。后两种报纸都是每周一张，我自己订阅的，《理论信息报》的信息量比《经济学周报》更大，获益更多。可惜呀，除了《足球》，其他三种报纸在年都被关闭了，之后，我再也不订阅报纸了，因为再也找不到能够超越这三张报纸的新闻媒体了。人大胡舒立师姐先后创办的《财经》、《财新》，虽然不错，但是，对于我的思想帮助都不如当年的三张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报纸了。
在人大时，还有一个事情，不能忽视，那就是听讲座。能登上人大讲坛的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用通俗的语言讲给我们这些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似是而非，只能记住某一点，可能记住的这点还不是讲演者的主旨，但是，当时很震撼，也觉得有收获，某种意义上讲，是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比如，刚入学，当时大名鼎鼎的温元凯教授讲知识大爆炸，我记得他说“四年知识更新一半，现在读的内容四年后就没用了”，也是在他的忽悠下，我买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但是，记忆最深的是他的“癞蛤蟆牌奶油蛋糕”，其实，他随口讲的是品牌的影响力。比如，听一个台湾教授讲座（当时两岸未通，台湾教授是在美国教书），有同学问“台湾老百姓对于解放台湾有何反应？”台湾教授的回答居然是“恐惧，台湾百姓对于两岸统一是非常恐惧”，那个年代，两岸音讯不同，我们从小被灌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天盼着人民解放*去解放他们，”哪知道他们居然害怕“被解放”，疑惑、震惊，去图书馆找各类介绍台湾的书籍，才慢慢了解台湾的真相。还有，当年听中科大杨纪珂教授的讲座，他是在讲科学的东西，我只记住“中科大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好去教中学数理化”，无比吃惊，这是中国最牛的大学之一，我们入学当年省级高考状元录取人数最多的四所大学依次是复旦、北大、中科大、人大，高考状元比我们人大还多的牛校毕业生居然找不到工作？等等。
一句话概括，各种各样的讲座听多了，了解了很多书本上、课堂上没有接触的信息，开阔了思路和视野，也转变了很多观念。但是，很多热门的讲座，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去的，因为需要提前占位子，我非常不愿意花时间去占座，宁愿不听，反正人大校园的讲座多的是，不在乎哪个名人。现在很多同学在回忆当年刘晓波在教二楼阶梯教室的那场讲座，人头攒动，硬是把前几排的桌子、椅子都挤烂了，号称“刘晓波冲击波”，那场轰轰烈烈的讲座，我就没去听。
除了听讲座，还有就是看电影（权且把电影作为视频途径的文化学习），看了一堆当时尚未公开上映或者不能公开上映的电影。我们同年级的几个同学，搞了一个电影协会，联络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品厂等，联系第五代导演、演员，把他们新拍的电影拿到人民大学来搞内部展映，卖门票，那个年代，导演、演员都以被名牌大学师生的认可为荣，很乐意到人民大学搞活动，推销他们的电影和他们自己，同班的*开阳同学是电影协会的宣传部长，我自然沾光，场场不拉下。那个年代最风光的电影，我们都在公演前看了，《一个和八个》、《*土地》、《黑炮事件》、《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红高粱》、《老井》、《成吉思汗》等，还有一大堆外国电影等等。有了钱，电影协会的同学还搞了第一届中国大学生电影节，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第二届大学生电影节轮到上海高校承办，实际上是上海广电局承办的，后来七搞八搞变成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想不到我们几个同学居然间接催生了中国最大的国际电影节。
大学四年，有两个事情出乎意外，一个是我成了第四任班长，另一个居然成为中共*员。担任班长是偶然，入*是偶然之偶然，据说，这事跟周革命同学的胡说八道有关，“反革命分子”周革命同学曾威胁系*总支书记，要剥夺GCDY在班长选举会上的被选举权，结果，我和刘燕峰同学我们两个班的班长都很快由人民群众同时成为*员。
当了班长，想为班级同学做一点好事情，琢磨多时发现能做的事情有限。系学生会改选，发现负责分配电影票的文艺部副部长有点“油水”，就把本班同学*开阳运作成该职位，于是，我们班的电影票座位是全系各班最好的，时间一长，其他班级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多次威胁*开阳同学，搞得每次看电影时，我得陪*开阳坐在最差的醒目的位置，以证明胳膊肘没有往里拐。
运气的确是往里拐了，我们班在大三这一学年居然全班无人考试不合格，没有补考，我们班成为校级先进集体，这是会计专业自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系里的老师非常震惊，因为那个年代，最优秀的学生是报考法律、国金、新闻、计划、企业管理之类的热门专业，绝大多数的会计专业同学都是报考其他专业未被录取调剂过来的，考试能力自然不如其他专业的同学。例如，大二年级，会计专业的跟企业管理专业一起学《工业会计》，会计专业之前已经学了《基础会计》，企业管理专业从零开始，但是期末考试，企业管理专业的平均分数要明显高于会计专业的；大三年级，跟国际金融专业、国际经济专业一起学《西方财务会计》，他们是从零开始学习会计知识，考试成绩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专业的最好，其次是国际金融专业的，最差的永远是会计专业。所以，系里老师已经习惯于会计专业同学的考核不合格率偏高的悠久的历史传统，听说居然整整一个学年所有同学全部考试合格的喜讯，很多老师不敢相信。
大学时间过得很快，临到毕业分配，才发现学习会计专业居然好处大大的。除了东南沿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的同学强烈要求回本省，其他省份想留北京的同学全部留了下来，仅五矿集团总部就要了我们班十个同学（三十年后，隔壁班编出了“甲同学代表财务部向乙同学汇报工作、乙同学代表管委会向丙同学为首的集团领导汇报工作”的文化剧），只有兰州、大连的两个同学不屑北京而回去。还有一位女同学因强烈不满被分配至央行总行，居然当场拍案而起，断然拒绝。
多年之后，这些事情，我们同学之间是笑谈，现在的年轻人闻后是惊愕。时代变迁了，我们也老了，老了的标志就是爱回忆，啰里啰嗦、断断续续写了这么多，就怕再过十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忘得一干二净，不辩南北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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