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H.Coase，.12.29一.9.2），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提出“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即描叙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源分配与产出，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形下，其经济效率所可能受到的影响。
“企业的性质”发表后，影响很小或者说毫无影响达三四十年之久，所以评价它的影响必然集中在过去不久的时期内；不过我将按照50年前思想和事件的模样来阐明迄今为止发生的情况。
我的文章最初在伦敦经济*治学院我的前辈和上司中受到的是丝毫不感兴趣的冷遇，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反应也差别不大。斯蒂格勒于年在为美国经济协会主编（与博尔丁一起）的《价格理论文选》上重印了这篇文章。那次重印增加了此文被引证的次数，但并未引起对文章提出的问题的任何实际兴趣。唯一我知道的、出现在70年代以前、以多少类似的方式严肃论述企业问题的是年8月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由马尔姆格伦撰写的“信息、预期和企业理论”一文。因此，当年11月我应邀在庆祝国民经济研究局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就“产业组织的*策问题和研究时机”发表论文时，我感到称“企业的性质”为“大量被人引证却很少被人运用”是有道理的。我指出我所关心的是当时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危机所在，经济学家在这个标题下论述的与如何组织产业毫不相干，它成了“关于企业、特别是在寡头垄断情况下的企业的价格和产出*策的研究”。
今天情况不同了，尽管对此我并不十分满意。大多数撰文论述产业组织的经济学家仍然把这一课题当做主要是与决定价格和产出有关。但是，从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尽力解决如何解释产业组织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地谈到“企业的性质”一文。张五常已经指出，自年以来，此文被引证的次数一直稳步增长，而且无疑比它发表以来50年间的任何时候都多。巴尼和奥奇主编的《组织经济学》和普特曼主编的《企业的经济性质》于年都重印了“企业的性质”，使得对产业组织经济学不断增长的兴趣明显起来。威廉姆森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年发表的《经济组织》进一步证实人们对产业组织的兴趣提高了。
为什么在70和80年代人们对我大约50年前提出的问题会有如此焕然一新的兴致呢？巴泽尔和科钦在一篇没有发表的论文中认为，现在表现出来的对“企业的性质”的兴趣反映了我发表在《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年10月号上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的影响；而且认为，表面上由“企业的性质”派生出来的、关于产业组织的最新文献实际上是“社会成本问题”的论述的副产品。克莱因甚至说过，“社会成本问题”主要是对那篇较早的文章的重述，据克莱因说，两篇文章的论点都是“我们的模型失落了某种因素”，而这种失落的因素就是交易费用概念。不过事实上在这些文章中我内心没有这种一般的目标。在一篇文章中，交易费用是用来表明，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包括在分析之中，那么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指出，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引入分析之中，从问题的范围考虑，法律就没有意义。论述的结构在两篇文章中很相似，而用交易费用概念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回想起来，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即“企业的性质”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被认为是已经明确地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之中。不过改变经济理论的特性并非我的目的。事实上，如果那篇文章中的想法是一个实际上不懂经济学的年轻人提出来的，那么他会有任何改变经济理论的目的是不可思议的。在“企业的性质”中，我引入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出现，仅此而已，别无他图。与此相类似，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我运用交易费用概念来证实法律体系可以影响经济体系运转的方式，除此之外，别无他求。然而，与“企业的性质”不同，“社会成本问题”是个立竿见影的成功。它马上被人引用并广泛加以讨论，而且经久不衰。我不愿讨论为什么两篇文章使用如此相似的探索方法，却会受到如此不同的对待。不过我同意巴泽尔和科钦的意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通俗性对于重新燃起对“企业的性质”的兴趣必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不能说我已经明白在哪一点上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分析中将会改变全部经济理论——可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从张五常回忆他在60年代后期与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到那时为止，我的观点看来已经相当清楚。其他经济学家现在对我关于交易费用对经济理论的重要性的观点赞同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而知。不过从70年代起，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各种管理手段的采用（包括企业的出现）解释为存在交易费用的反映，这是无可置疑的。
虽然70年代和80年代对我在“企业的性质”中的论述所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