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大从教以后，也经历过一些转折和折腾。如部分由于中苏矛盾激化，人大于年年末到江西余江县开办五七干校。我全家随着学校迁到五七干校。我在那里运塘泥、刮草皮、参加积肥，打石头、砌墙、抹白灰、参加盖房。我们到五七干校不久，按照中央指示，人大停办。年开始，各地五七干校纷纷解散，人员回原单位。人大已经停办，驻校的*宣队想把人大留下，作为江西的省办大学。人大崔耀先校长有远见，觉得这样不妥。经协商，决定人大教职工仍返回北京。回京后，经与校友联系，按系、专业成建制并入几所院校，财经各系并入北京经济学院，教职工仍在人大办公。我们去该院开过一次合并大会，以后就各专业对口合并。此后，会计专业的业务会议一直在人大进行，我们也一起办过会计干部培训班，一起搞过调研。直至年按小平同志指示，恢复人大，各系教职工又成建制地转回本校各院系。
▲至年在人大江西五七干校的生活非常艰苦，但这张年在庐山仙人洞的合影却给我们夫妇留下美好的回忆。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大和北京经济学院会计专业合并时两校会计老师的合影：一排左起：1朱亚芳，2高治宇，3宣奉芬，4张月华，5王贤春，6张孟春，7向宣培，8温坤二排右起：1贺南轩，2李祥辉，3蒋玉庭，4王志忠，5王又庄，6阎达五，8沈小凤，9赵德珉三排左起：1马英麟，2赵玉珉，3彭再勤，5王庆成，6郭雪亭，7唐予仕四排右起：1刘大贤，2徐根深，3曹冈，4田源，5白肇鲁，6侯志刚，7金忠煜，8阎金锷以上都是随着学校一起转折、折腾的，而且和会计专业无关，不再多写。下面只写一些跟会计专业有关的，它们也反映了在一些颇有争议的会计问题上我的学术观点。
01
关于资本主义会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边倒、倒向苏联老大哥的方针是明确的。会计方面只学苏联不学西方也是明确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会计是社会主义的；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西方会计是资本主义会计。为了树立苏联社会主义会计的绝对权威，必须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会计。为此，人大会计教研室启动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会计的活动。
当时，由*寿辰、阎达五和我三人组成小组，阅读研究了上海出版的几本阐述西方会计的书籍，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会计，应该进行批判。
我们相继写了《评大众会计一书》和《对年立信会计图书用品出版社出版的几本有关会计核算书籍的意见》两文（见《工业会计》月刊年第4期和第6期）。文章发表时，我们三人都认为，我们做了一件为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在我国普遍推行铺平道路的很有意义的事。
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苏共变成修正主义*，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那么，苏联会计不就变成修正主义会计，不就也应批判了吗？从此，我们三人逐渐觉得以前我们对苏联会计的迷信、对西方会计的批评都错了。
实际上，苏联会计是在苏联应用的会计，西方会计是在西方国家应用的会计。国家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区别，会计是一种具有反映和监督职能的经济管理活动，只有好坏、先进与否，符合我国实际需要与否之分，没有主义之分，没有阶级性。我的这一认识，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方针以后更加明确。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上海会计学者来我家时，我曾请他代我向50年代初受到我们三人批评的同志致歉。今天，我借本文，再一次向当年被我们批评的立信会计出版社和有关同志致歉。现在*、阎两位已经去世。我想，如果他俩地下有知，也会同意的。
02
关于会计大破大立
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开始，各行各业大破大立。会计方面原来实行的制度都破了，会计工作搞得乱七八糟，甚至出现了无账会计。
当时，为了大立，东北北安和齐齐哈尔两个工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改革对“立”有一定意义。人大会计教研室决定派人去调查研究，由时任教研室主任的郭厚登带队，阎金锷和我参加，到东北这两个工厂进行了半月左右的调研，我们回校后决定重编工业会计教材，把工业会计分为两部分，即基层核算和综合核算。前者增加由群众参加核算的班组核算，后者均由专业会计人员核算。由我和老阎等人编写，书名为《工业会计讲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铅印出版、凭证内部发行。
该书试用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其体系不清，基层核算和综合核算很难联接，不好教也不好学。所谓群众核算也只是填写一些原始凭证，可见破是破了，立没有立起来。
年，老阎和我受财*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托，在总结大破大立前后工业会计核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主编的《工业会计核算》这一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才是真正可用的教材。加上相应会计制度的建立，才算立起来了。我倒因为到东北调研并积极参加《工业会计讲义》编写，表现出色，而于年被学校选为先进工作者，并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报告。实际上，我是没有功劳，只有苦劳而已。
03
关于记账方法的争论20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会计界发生了一场记账方法的大争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记账方法是否有阶级性；二是借贷与增减之争。
我认为，记账方法是专业技术，没有阶级性，谁都可以用。借贷记账法是科学的，需要通过一定学习才能掌握，不必强调群众性，人人都会。这一观点，在今天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下，却成了大问题，甚至是*治问题。
年中期，会计学界有的同志觉得借贷记账法不好懂；有的同志还认为“借”“贷”两字出自借贷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借贷记账法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我国不能用。因此，有的同志提出采用增减记账法，因为它好懂，符合群众性要求。为了推行增减记账法，有的同志更说：借贷记账法之所以难懂，是资产阶级为了蒙骗群众、掩盖剥削，故弄玄虚。
随着“文革”的开展，有的同志把不采用增减记账法，说成是不执行*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学术问题从*治上上纲上线。后来转成行*干预，以至于我国多数企业、单位都改用增减记账法，所有会计教材都采用增减记账法编写。借贷记账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我当时对这两种记账法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借贷记账法虽然看起来比增减记账法难懂些，但只要讲清楚这里的“借”“贷”两字只是记账符号，没有任何字面含义，学习一两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就能掌握。增减法的“增”“减”两字虽然很直观，但也不是认得这两个字就能掌握这种方法；特别是，该种方法的会计分录不能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不能做到增减平衡，不易发现会计分录的差错。这些都是增减记账法“致命”的局限。因此我认为，增减记账法虽然也可用，但它的科学性不如借贷记账法。
我校会计核算教研室还是比较民主的。在教研室内部讨论时，我是一直明确并坚持上述观点的，即使20世纪70年代中期“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得越来越猛，批判借贷记账法达到高潮时，我也坚持这些观点。当时，社会上有的同志组织“小分队”，到一些学校、单位宣讲增减记账法，批判借贷记账法。我对教研室主任提出：“我们不要批判借贷记账法，否则以后会被动的”。我们教研室一直没有召开过批判会，而且大部分同志都是认可借贷记账法的。实话实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我在校外是不敢表态的。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开始了。我在当年末，就撰写论文《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寄交当时唯一即将复刊的《财务与会计》杂志的编辑部。当时人们还心有余悸。本来是可以在年第1期发表的，但该刊的主管同志认为“复刊第1期就挑起争论不太好”，故安排在第2期刊发。即使如此，我的这篇论文仍是我国拨乱反正开始时，第一篇明确提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的论文。发文后，会计界反应很强烈。有的同志来信说：“文章直言不讳，看后很兴奋”。还有同志来信说：“文章迸发出多年来广大会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心声”。
▲年《财务与会计》杂志刚复刊不久，就刊登了我的《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一文。此文给借贷记账法定了性。
过不久，《财务与会计》发表了一篇批驳我的文章，坚持记账方法有阶级性。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再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寄交《财务与会计》编辑部。编辑同志说，他们只登正、反两方面文章各一篇，否则“没完没了了”。我只得将这篇文稿转寄上海会计学会主编的内部刊物《会计通讯》。该刊主编阅后批示：“此文极佳，从速刊用”。此文于该刊年第2期发表以后，关于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争论就逐渐淡化了。
▲针对仍有人持借贷记账法有阶级性一面的观点，我于年再发《再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一文，予以批驳。
我曾在网上通过百度、谷歌搜索，看到了这样的文字：改革开放初，贺南轩先生在《财务与会计》上发文拨乱反正：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出台，从而迈向了与国际通行惯例对接的关键一步。这样的评价实在太高了，我确实承受不起。但三十几年后，还有这么一位从未谋面的同志记得我这篇文章，实在是让我感慨。
年初，我还在《中国经济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这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篇系统论述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的论文，也是第一篇拨乱反正、为借贷记账法正名的论文。厦门大学葛家澍老师对此文评价很高，指示该刊立即全文照登。
▲年初，我在《中国经济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发表《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的论文，为借贷记账法定了质。
以上《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一文是给借贷记账法定了性；《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一文是肯定了借贷记账法的质。有了这两文，记账方法争论的大局基本尘埃落定。
后来，有些会计学者认为借贷记账法虽然好，但“借”“贷”两字作为记账符号总是不好理解，所以想方设法对记账符号进行种种改革。对此，我撰写了《评借贷记账法记账符号的种种改革》，在《财经问题研究》年第2期发表。论文指出：这些所谓的“改革”是没有意义的，不要使记账方法的“改革”进入误区。约十年前，又有同志提出改变借贷法记账符号的意见。实际上，这一问题我在40年前的这篇论文中就已经论证解决了。
为了使学生既准确又简明地掌握这种被认为很难理解的借贷记账法，我还撰写了《对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的探讨》，在《武汉财会》年第1期发表。论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根据借贷记账法的优点以及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记账方法，明确指出：我国的记账方法“当然应该、也必将逐步统一于借贷记账法”。38年前作出的这一论断，在我国早已完全实现。这也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记得年我晋升正教授时，杨纪琬先生在写推荐信时，也将我在这方面的贡献与我在工业会计方面的贡献一样强调。
▲年，我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经验和体会，发表《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就会计基本等式、此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教学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观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04
关于会计学原理教学和会计基本等式
我国会计教育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认为会计学原理是初级课、容易教，对会计学原理教师的要求比较低，按照老一套内容讲讲就行，不必对各种专业会计的发展进行概括，从而丰富会计学原理的教学内容、提高会计学原理的教学水平。
我没有正式讲过会计学原理这门课，但我在担任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时写过一些会计学原理方面的文章，参加过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织的会计学原理的命题，还和王庆成合写过基础会计学自学考试教材。这些工作和研究，都引起了我对当时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文章，在《会计学刊》年第4期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会计学原理的内容、教材编写和教师培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教材编写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应该从感性到理性、符合认识规律，不应一开始就讲述各种理论，一开始就“倾盆大雨”。该文指出，会计学原理应该是各种专业会计的概括，所以对会计学原理教师的要求更高，应该熟练掌握各种专业会计知识。教会计学原理的教师不能只会教会计学原理不会教其他会计。
我国曾长期将会计基本等式表述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将反映财务状况的报表称为资产负债表。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会计学原理中的会计基本等式被表述为“资金占用=资金来源”而不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表也被改称为资金平衡表，财*部制定的会计制度也如此规定。
我以为把会计基本等式表述为“资金占用=资金来源”，将与此对应的报表称为资金平衡表，把表的左方资产改为资金占用、右方改为资金来源，是更科学的。因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等式只适用于企业会计，不能概括事业单位等非企业会计。而且资产负债表名称中的“负债”与表内负债项目的“负债”含义有矛盾。表的名称中的“负债”是广义的，而表内负债项目的“负债”是狭义的，两者不一致。实际上，此表英文名为BalanceSheet，并无“资产”和“负债”之意。因此，有人认为改称资产负债表是为与国际接轨之需，我也觉得非常牵强。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们又改回传统的叫法。但我认为，在会计学原理教学和教材编写时，从理论出发，应先讲“资金占用=资金来源”这一等式和资金平衡表，然后讲述，在企业会计中资金占用表现为资产、资金来源表现为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我觉得我的这些论述以及《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关于会计学原理教学内容的论述，在经过了三十多年后，对于现在的会计学原理或基础会计学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仍是有参考意义的。
对于我在会计学原理方面的见解，校内外教师都很少了解。有一次我在中央财大参加会议，有几位老师一起聊天，有一位说：“贺老师，你是专攻工业会计的。”但中央财大的魏振雄老师说：“不对，贺老师在会计学原理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我知道他是看了我上述《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的。原人大的*代民老师到福州大学任教后，看了《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贺老师，我原来在厦大学习时自己觉得原理学得不错，在人大时讲会计学原理课，反应也很好，和赵玉珉老师一起写《会计学基础》教材，也觉得自己写得不错。看了你《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才觉得自己只是刚入门，要吃深吃透还早着呢。”
“文革”期间有一流行说法：“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那时有不少人将此说法理解为说话、做事要“见风使舵”。我认为，做学问、搞科研决不能这样。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不唯上，不唯书，而重实”。只有这样，才能使论述和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学科和会计理论体系。本部分所述便为典型的例子。
本文转自《财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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